2023年关于案件调查报告3篇【精选推荐】

发布时间：2023-11-14 08:36:02 来源：网友投稿

关于案件调查报告一、调查方法1、听取驻青办事处有关人员介绍。2、查询驻青办事处账簿。3、查询青岛市维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案件调查报告3篇,供大家参考。

关于案件调查报告3篇

关于案件调查报告篇1

一、调查方法

1、听取驻青办事处有关人员介绍。

2、查询驻青办事处账簿。

3、查询青岛市维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4、考察维可公司现状。

案件调查报优秀范文社会实践报告二、案件概况

**年2月3日，驻青办事处借款18万元给维可公司，用于生产经营活动，20xx年10月2日偿还5000元，20xx年4月11日维可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朴奇书面表示愿将个人所有的房屋折价175000元抵给驻青办事处用于偿还债务，20xx年6月29日房屋过户，但驻青办事处与李朴奇未能就房屋价格协商一致，所以，尽管办理了过户但房屋买卖（抵债）合同没有成立。20xx年8月4日，经驻青办事处同意，李朴奇将上述房屋卖与第三人，驻青办事处和买卖双方签署备忘录，阐明该房屋实际产权为李朴奇所有，并协助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此后，驻青办事处多次向维可公司追偿债务未果。

另查，维可公司是经合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160万元，由青岛市宝奎公司、青岛市市场科学研究会和自然人张宏共同出资设立，1995年9月7日经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登记，法定代表人李朴奇。**年10月28日该公司由于“改制”经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李朴奇、。目前，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仍合法登记，但经考察其登记住所并未发现该公司的存在，登记电话已经停用，法定代表人李朴奇也查无下落。

三、特别提示

在维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某些文件上应由该公司股东青岛市宝奎公司代表人签名处发现有“李晓(代)”字样，经核实为驻青办事处主任李晓先生的亲笔签名，这些签名出现在该公司设立过程的文件中。李晓先生解释说这些签名是接受青岛市宝奎公司的委托签署有关文件所为。报告人认为李晓先生的签名是一种普通的民事代理行为，与本案无关。或许，李晓先生的签名会被理解为李晓先生与青岛市宝奎公司之间存在信任和友好关系，进而认为李晓先生批准其负责的驻青办事处借款给青岛市宝奎公司为主要股东的维可公司是受到上述信任和友好关系的影响，报告人在此强调的是，李晓先生接受青岛市宝奎公司的委托签署有关文件和李晓先生批准其负责的驻青办事处借款给维可公司二者没有法律上的联系。

四、分析

1、本案是一起单位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驻青办事处经其负责人批准将单位账户上的钱借给维可公司，维可公司开具收款收据并加盖公章，收款（经办）人处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朴奇的签名，表明借出和借入款项的行为是两个单位之间的法律行为。

2、债务人仍为维可公司。驻青办事处借款给维可公司后维可公司经过变更登记股东全部更换，但根据《公司法》以及维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决议，股份转让后债权债务随着转移。

3、诉讼时效可能已经届满。本案的借款属于不定期借款，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偿还或债务人拒绝偿还之日起算满两年，在此期间内如发生时效中断事由则重新计算。据现有资料知道，最近的一次可以被证明时效中断的日期为20xx年8月4日即驻青办事处和李朴奇房屋买卖双方签署备忘录之日，距今已超过两年，以后虽多次追偿但无证据证明，如不能发现或取得新的证据则意味着时效已经届满，因此建议收集或获取新的证据。

关于案件调查报告篇2

今年以来，辽宁省沈阳市频繁发生撬开居民门锁入室盗窃案件，仅1月至8月，全市就立案348起，涉案总价值近百万元。沈阳市公安机关先后打掉此类犯罪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5人，涉案250多起，缴获部分手机、录音机、手表、服装等财物和现金。目前，已行政拘留1人，刑事拘留5人，报批捕2人。

这5个团伙主要由安徽省临泉县和毗邻的河南省新蔡县农民组成，团伙主犯均为成年人，在当地以到城市鞋厂打工、卖吊床等为由，将同乡、亲属等熟人的孩子骗出，专门教唆他们入室盗窃技术，自己则遥控指挥。抓获的25名犯罪嫌疑人只有5人16岁以上，最小的仅12岁。

犯罪团伙的规律及特点

集中住宿，分组作案。据调查，这些盗窃团伙都是近两年流窜到沈阳市的，每年年底回家，春节后再出来。第一次到沈阳市时，团伙头目以做买卖为名由“房屋信息站”中介租借房屋。每个盗窃团伙的孩子都集中居住，为了掩人耳目，还专门在屋内放置一些简易吊床。白天身背吊床走街串巷叫卖，以此作掩护寻找目标为作案踩点，选准地点后用圆珠笔标在导游图上。每次盗窃得手后，再将图上标记勾掉。他们作案采取组合分工的方式，每天深夜12时后出去，一般为两人一组，当房主和邻居问起时，均回答是到市场上货。“老板”自己另住一处，暗中用手机遥控指挥。一般每天上午来收取盗窃来的钱物，送伙食费和外出盗窃打车费用，团伙中很少有人知道其确切行踪。

作案目标集中，手段简单。这几个团伙在沈阳市作案的足迹遍布市内五区，集中活动于一环路和外环路之间，目标都是一些老式民宅，作案手段一般是白天踩点后，晚间乘出租车直接到达地点。撬开房门入室后，从钱物到食品，无所不盗。

团伙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团伙内部，除了头目外，一般是年龄大的管年龄小的，与头目关系近的管关系远的，一级服从一级。另外，在团伙中还规定了严格的内部纪律，如在住宿上规定，不准与其他团伙人员串屋，不准私自外出，不准相互交谈盗窃情况，不准与家中联系，不准与房主和其他居民接触；在盗窃行动上规定，深夜12点以后出去，早上4点至4点30无论得手与否都必须回来，如有一人没有按时回来，则同窝点其他人员马上离开窝点，如一天不回来，就另租房住；在赃款、赃物的处理上，规定所有孩子每天晚上盗窃来的物品必须在早晨全部上缴给团伙头目，凡隐藏不交者严加惩处；在盗窃数量上规定，每人每天必须盗窃钱物在500元以上，凡不能完成“任务”，轻者不给饭吃，重者打骂。为保证孩子们守“规矩”，团伙头目暗中专门安排人进行监视。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交待，有一次偷着出去买东西，被人告诉了“老板”王子北，王对其进行毒打，直到打昏才停手。对于完成“任务”比较好的，“老板”也会施以小恩小惠，或奖以小礼物、或发给少许奖金、或领出去改善生活。每年10月份根据孩子们的表现发放“工资”，一般20xx元到4000元不等；在抗拒公安机关打击上规定，每个人都事先编好5个以上的假名字，年龄都说到16岁以下，都说是山东人。被抓到时不准供出其他同伙及窝点。否则，不但年底分文不给，而且威胁把他老家的房子拆了。

犯罪团伙频频得手的主要原因

一是个头小，隐蔽性强。外表上看，这些孩子都比城市同龄孩子长得矮小，不容易引起注意，这些犯罪嫌疑人，多数都被公安机关抓获过，最多的达5次之多。

二是年龄小，处理难。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无论犯何种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除犯特定的8种严重犯罪外，其他不负刑事责任。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刚被抓获时都说年龄在16周岁以下，而且都没有证明年龄的证件，加之其家乡路途遥远偏僻，很难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三是出租房管理不力。这些盗窃犯罪团伙常年租住民房，而且有的头目还时常与孩子同租住一个出租房内，但是，直至发案前也没能引起居住地公安机关的注意，不能不说我们在外来人口和出租房管理上还存在着薄弱之处。

四是群众的防范意识和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意识不强。这些未成年人盗窃侵害的目标均为地处敞开式小区、楼道内缺少门窗、缺少照明设施、门窗破旧的简陋民宅，很少安装防盗门。个别曾被盗的居民，至今仍未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些犯罪嫌疑人每每深夜外出作案和清晨归来都是“打的”，众多出租车司机对此表现得十分麻木，无一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五是公安机关一些基层领导和民警缺乏敏感性。许多民警在处置这些案件时只是就案论案，缺乏向深层次思考的意识。有人认为，既然教唆犯抓不到，孩子又处理不了，只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草草结案，致使幕后的主犯迅速隐藏起来。

打击与控制此类犯罪的对策

着眼于案情变化，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要把“幕后”组织指挥的“老板”做为打击的重点。要加强与检、法的沟通协作，积极研究打击处理少年儿童犯罪的对策，协调有关部门健全完善帮教机制，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以及累犯、首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严惩。要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要加强对偷盗专业化和地域性等特点、规律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工作。

适应动态治安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要充分发挥社区、广大居民的作用，加强社区的防范，及时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要对出租房加强管理，必须从严落实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租赁房屋等有关规定，依法使其规范经营。要加强社会宣传，增强广大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意识，扩大信息来源渠道，及时防范和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复杂场所的巡逻守候工作。一些大都市，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大街小巷阡陌纵横、密集交错，极易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即使被发现，也很容易在夜色和复杂地形的掩护下迅速逃离现场，给侦破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复杂场所、重要路段的巡逻防控，特别是夜间巡逻守候工作。沈阳市第一个打掉这类盗窃团伙的派出所，就是针对发案实际加大了夜间巡逻守候的力度。他们将原来的每晚一班两名民警带两名民兵改为每晚两班，每班由一名所领导负责，增加一名刑警，增大了巡逻密度，在雨夜中将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

短评

关爱与管理并重

本期刊发的两篇稿件，读之使人心情格外沉重。无论是那些参与盗窃团伙的少年儿童，还是因为缺少家庭温暖而企图毒死父亲的小峰。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已有较长时间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防范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体系如何更牢固、更有效。

辍学、流动的青少年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力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孩子的流出地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义务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他们的流入地，多是经济发达、繁华热闹的大都市。由于农村的贫困，既然在流出地不能好好控制他们的辍学，但当他们流入到城市后，我们能否做更多的工作？城市里有各类健全的机构，如团组织、妇联、关工委等社会团体以及公安、劳动、教育等行政部门。对流入城市的孩子进行关爱与管理并重，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起码的解决。

如我们城市里处处可见的卖花女童；如城乡结合部到处游荡的外地孩子。我们许多人，对他们是熟视无睹的，我们是否想到，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都市的文明和繁华，不仅仅靠都市人创造和享有，漠视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青少年的生存状态，这种文明和繁华总会有所欠缺。

关于案件调查报告篇3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且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型等特点，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案件基本情况

自2011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理信用卡诈骗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为10%，年龄阶段大体为20-40岁，犯罪形态方面包括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恶意透支的100件。从犯罪金额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最少5000元，最高为390429元。同时，116件案件已结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多数被告人主动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88%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12%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二、案件特点

1、从罪犯年龄结构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以中青年人群为准。其中20至40这个年龄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压力相对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为主。且很多被告人无业，职业多不稳定。

3、多数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从庭审反馈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为恶意透支信用卡等行为只是违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4、发案数量持续上升，危害日趋严重。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在人们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带来方便，快捷的业务的同时，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情况日趋严重，从统计的发案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损失较大。

5、恶意透支行为居多。主要表现形式有积少成多型的恶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内，但多次透支，透支额累计达到立案标准的行为；一人多卡的恶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张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及法律的立案标准内，但多张卡累计透支超过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的行为；骗领信用卡型的恶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的过程中，通过伪造身份证、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方式，向发卡行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从发卡行骗领到信用卡，从而骗领透支款的行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风险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这就容易产生犯罪的风险。持卡人只要办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透支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商品流通，但是这也给存有不劳而获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透支消费的引诱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金融机构的原因

首先是审核程序不规范。在办理信用卡入口审查不严。按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银行普遍采用“绩效与发卡量挂钩”的考核机制，导致在发卡行营业网点偏重发卡数量而疏忽信用卡质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领的审核要求，造成许多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得以拥有透支额度并不小的时尚信用卡，有时还不止一张两张。有些信用卡审批人员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文件审核草草了事，不负责地把信用卡发放给以他人身份证件申领信用卡的申请人。如环翠区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被告人吴某先后用父亲和岳父的身份证在徽商银行分别办理两张信用卡，而银行方面经过重重审核之后，在不认识被告人也没有身份证本人签名的情况下，先后批准了吴某的申办请求。

其次银行未尽风险提示业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信用卡收费项目、计结息政策和业务风险等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确认申请人已经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进行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宣传解释”。反观，某些信用卡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鼓励客户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倾向于更多介绍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费礼品，介绍信用卡积分，说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未来的持卡人对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审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现出对利率及还款日等信息的“无知”，利率的规定对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条款，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和切身的体悟。等到银行催缴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索性逃匿。本来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最后变成恶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阶段，尚无统一规范。根据法律规定，在恶意透支后，需经银行两次以上的催收，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没有明确规定。有的银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银行仅仅采用电话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还没有相应的回复情况。即便是上门催收，也无持卡人或其他在场人的确认等，为催收证据效力的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信息系统未联网，致使诚信评判缺失。因银行间信息不连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银行恶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银行申领信用卡透支，连续作案，导致多家银行遭受损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识淡薄。根据相关规定，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将会承担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办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财物状况良好，信用等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身财物状况恶化，又急需资金，不得不铤而走险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而很多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刑法调控的范围；其次被告人贪利、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利益的驱动性是财产型犯罪多发的重要诱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心理需求时，在贪利心理和能够侥幸躲过法律惩罚的心理驱动下，不惜以身试法。

（四）社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公众诚信缺失，奢侈消费观念泛滥，对侵占他人或社会财产的行为态度冷漠。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压力不大，导致人们对恶意透支等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从社会监管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此类犯罪逐年增多的一个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涉及到的金融、网路、电子商务等各方面的知识，许多监管机构的人员，如公安等部门都缺少相关专业背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此类犯罪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有可能有时候打击力度不够，会放纵犯罪。

四、预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

收到信用卡时要及时修改密码，不要使用123456、6个9，6个6等数字或与生日、卡号等有密切联系的数字作为密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将密码、卡号等信息告诉他人，避免被他人盗用。在使用后要及时收回信用卡，回执凭证等不要随意丢弃。尤其是身份证不能轻易交给他人或者向别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证要分开保存以保证安全。

(二)建立健全机制，规范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

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卡行为。

一是不得对营销人员采用单一以发卡数量计件提成的考核方式。发卡银行应当从根本上放弃以简单的发卡数字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方式，综合考量发卡数量和质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且将之落至实处，一以贯之。杜绝一切为追求发卡数量而简化信用卡办理程序的营销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减轻业务员的负荷，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感。业务员在向目标客户营销信用卡时，要更加着重向客户介绍信用卡相关的风险和法律规定，加强未来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识和透支使用的风险；提醒持卡人的注意义务，在住址、电话变更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当使用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介绍语言应当明确、简洁、易懂，确保申请人对这些重要条款已经充分了解。

二是严把信用卡发放关口，严格资信审查。在信用卡审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广度和深度。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谨慎审查和核实，必须有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开立信用卡；除了书面核实、电话访问等间接方式外，对透支风险较大的申请人应当通过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询他(她)的资信状况，如亲自到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核实其收入及资信情况。真正做到亲访亲签，谨防伪冒情况的发生。

三是科学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额度。信用卡业务风险的大小和透支规模息息相关，而透支规模与信用额度紧密相连。从恶意透支的各环节来看，信用额度是导致恶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为其决定着持卡人能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多少。合理确定持卡人的授信额度，降低高风险客户的授信额度，对资信状况并不优越的申请人将透支额统一设定为1万元以下标准。尽管1万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基准，但应该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的标准。不仅能够减少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投入资本，也应当能够有效减少恶意透支的现象，降低银行风险暴露的程度。透支额度也应当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当发生频繁透支、大额透支或持卡人资信恶化等情况时，发卡行应当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催缴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时还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资信证明，发卡行应当适时调整透支额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踪服务。对持卡人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予以监管和跟踪服务，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两次催收之前增设有效的消费提醒服务。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应用银行短信服务平台或信用卡自动拨号平台，对透支超过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额度内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将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风险提醒，内容包括透支金额、还款日期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持卡人的频繁交易、连续消费、大额消费等异常交易予以监管，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尽量较少恶意透支风险的增加。

五是完善内控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把信用卡业务的审计工作纳入到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整体计划中，结合案件和司法建议专向治理，由中国银监会对单位年限内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发卡行限制发卡资格和授信额度，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建立联动机制，防止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一是建议公安机关增设督促催告程序。《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经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降低犯罪率、和谐社会关系考虑，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可以根据情况，充分评估该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区分处理。对透支金额在十万元以内，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应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亲属送达催告书。催告书的内容包括透支金额、利息及给付方式等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后果及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督促透支人还款，为其改过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议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利，也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形态的应对之策。因此，建议检察机关从程序经济考虑，督促犯罪嫌疑人还款；对及时还款的嫌疑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这不仅是有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为其办理大案要案节约精力。

(四)加强金融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实现预防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无缝对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的震慑力，尤其是对盗刷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要进行法制宣传，倡导理性消费。适时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途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广大民众宣传信用卡犯罪的性质、类型和后果，使得民众了解到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使其在主观上自觉抵制信用卡犯罪，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