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社会风气6篇

篇一：南北朝社会风气

　　TheCustomaryIdeasandCustomaryCharacteristicsoftheWei,Jin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作者：张承宗作者机构：苏州大学历史系,苏州215006出版物刊名：浙江学刊页码：117-122页主题词：魏晋南北朝;风俗政策;风俗观念;风俗特点;社会风气;历史地位;风俗文化;文化结构摘要：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久而成的社会风尚、习俗,是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语言的诸多方面,各方面的风俗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而统治者的风俗政策,对风俗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分裂割据、社会动荡与剧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齐风俗诚非易事.风俗政策与风俗观念的多样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尽管南北风俗不同又各有变化,但南北风尚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民间习俗、文化风气的交流与接近,使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社会风气的开放性;二是个人追求的自由性;三是文化结构的多元性;四是鬼神文化的兴盛;五是风俗文化显著的地域差异.魏晋南北朝社会风俗和文化的这些特征,使其成为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又是与南北风俗文化的碰撞和南北民族的融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篇二：南北朝社会风气

　　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开放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胡汉文化剧烈冲突、各民族之间文化互相吸收与融合的时期，社会存在着浓厚的开放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开放主要表现在"魏晋风度"、社会生活的开放以及当时妇女的自主、平等意识等方面。

　　魏晋时期，胡人和汉人融合，北方胡人的文化传入中原地区，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在加上中原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开始出现觉醒，整个社会风气都出现开放的程度。

　　当时政权更替频繁，中原地区社会都在乱混当中，但作为钓鱼台的人却是世家大族，当时的世家子弟都不想出仕，更喜欢的人游山玩水，人民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没有约束。

篇三：南北朝社会风气

　　魏晋南北朝轻财风气论

　　付开镜

　　【摘

　　要】魏晋南北朝的轻财风气主要表现为轻财好施、轻财散财、轻财重义、轻财重士、家无余财或不营产业等.这一时期的轻财风气不仅受到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建功立业等功利思想或政治动机的影响,以及社会财富转手无常现象等因素的影响.有些轻财者散财后其家庭物质生活并未降低,而有些轻财者散财后家庭生活却大受影响.这一时期的轻财风气与重财奢侈风气相对抗,有助于救济时难,缓和社会矛盾,轻财风气也易于凝聚人心而形成以轻财者为中心的实力集团.%InbothWei-JinandSouthern-NorthernDynastiesthegeneralmoodoflookingdownonthewealthismainlytobestowtheirwealthonothers,tosendtheirwealthtoothers;tovalueloyalty,tovaluebothscholarsandwarriors,tohavenotsuperfluouswealthathome,nottomanagefamilyproperty,etc.Inthisperiod,thebehaviorwasnotonlyinfluencedbytheConfucianviewofloyaltyandwealth,butalsospurredbytheutilitythoughttomakecontributionsorpoliticalmotivation,andinfluencedbythephenomenonwhichsocialwealthwastransferreduncertainly.Somespreadtheirwealth,andtheirfamilydidnotbecomepoor,othersspreadtheirwealth,however,theirfamilylifewasaffectedobviously.Inthisperiod,thebehavioroflookingdownonthewealthopposedtheluxuryfashion,tohelpreliefthesocialdifficultyandalleviatedthesocialcontradictions.Thebehavioroflookingdownonthewealtheasilycondensedpopularfeelingandformedsomegroupsunityroundthesemenwholookeddownonthewealth.

　　【期刊名称】《中州学刊》

　　【年(卷),期】2017(000)004【总页数】5页(P123-127)

　　【关键词】轻财风气;好施;散财;重义;重士

　　【作

　　者】付开镜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

　　许昌46100【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35魏晋南北朝“险恶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的人生价值观，由两汉时代的‘为君’转向了‘为己’”①。重财和贪财，成为这一时期财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体现。因此，统治阶级对财富表现出极度的贪婪和疯狂。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从“为君”转向了“为己”。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在当时已受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如和峤家产丰富，因性至吝而被杜预号为“钱癖”②。成公妥、鲁褒二人皆著《钱神论》，以讥时世。在这一时期社会上还广泛存在着不同目的的轻财行为，其中以儒家重义轻利观为指导的轻财行为，最为社会舆论所称扬。后人多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豪奢和贪婪进行批评，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当时社会上的正气——轻财好施、重义轻利的社会风气。当然，在轻财者中，有一部分人之轻财行为，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政治动机，与儒家所倡导的轻财重义并不相同。但无论如何，魏晋南北朝广泛存在的轻财风气，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可忽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轻财的表现，多与下面五种行为相关联：

　　第一，轻财好施。笔者用“轻财好施”及“好施”搜索电子版正史(为节省文字，卷数页码均略，《南史》《北史》重名者不记，下同)可知所载轻财好施者：《三国志》有王匡、罗宪、孙晈、孙松、程普、陈武6人，《晋书》有陶璜1人，《宋书》有刘虔之1人，《梁书》有韦放、萧恢、何点、刘歊4人，《南史》有萧圆正1人，《陈书》有周迪1人，《魏书》有张宣轨、潘永基、崔延寿、房景远4人，《北齐书》有高谦之1人，《周书》有柳霞1人。以上凡20人。

　　第二，轻财与散财。从散财的财源看，这一时期的“散财”有两种：一是散其家财，二是散其禄赐。笔者用“散家财”“散财”“散与”“散之”等词语搜索电子版正史得到以下数据：属于散家财者：《三国志》有鲁肃1人，《晋书》有氾腾1人，《宋书》有张进之1人，《南齐书》有崔慰祖1人，《陈书》有欧阳頠1人，《魏书》有高允1人，《周书》有唐瑾1人。属于散禄赐者：《三国志》有荀彧、荀攸、袁涣、国渊、田畴、田豫、胡质、严畯8人，《晋书》有山涛、卢钦2人，《梁书》有张弘策、韦睿、萧眎素3人，《南齐书》有刘善明1人，《陈书》有陆琼1人，《魏书》有程骏1人，《北齐书》有李元忠、张曜2人，《周书》有司马裔、蔡佑2人。以上凡27人。

　　第三，轻财与重义。“与众共之曰义”③。义“跟我没有血缘关系”④，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范畴”⑤。重义有时也称为爱义、赴义、贵义、尚义等，重义有时也与“好侠”“尚气”等联系在一起。笔者用轻财“赴义”“爱义”“贵义”“尚义”“好义”“重义”等词语搜索电子版正史得到所载轻财重义者：《三国志》有胡毋班、度尚、张邈等八人以及刘阐、高岱、吕蒙、蒋钦、凌统、朱才、朱桓、贺达共16人，《晋书》有祖逖、徐苗2人，《宋书》有刘荣祖1人，《梁书》有何远1人，《南史》有萧晔1人，《陈书》有章昭达1人，《魏书》有刘文晔、刘僧利、裴庆孙、庾道、马八龙5人；《北齐书》有尧雄、高乾、杨愔3人，《周书》有李彦、贺拔胜2人。以上凡32人。

　　第四，轻财与重士。轻财重士也称轻财敬士或轻财爱士。说到底，轻财者在轻财的同时，也就有其所重。其中的一些人，对士人很是看重。这里的士，一般指“知识分子”(当然，士的成分也有武士)，而士实为“社会的良心”⑥，故受世人敬重。笔者用轻财“重士”“敬士”“好士”“爱士”“好义”等词语搜索电子版正史得到所载轻财重士者：《三国志》有甘宁、张允、朱据3人，《晋书》有河间王颙1人，《南史》有萧综、萧纶2人，《陈书》有韩子高1人，《魏书》有寇臻、江文遥2人，《北齐书》有卢文伟1人，《周书》有段永、宇文洛生、尉迟迥、宇文贵4人。凡14人。

　　第五，轻财与家无余财或不治产业。“不治产业”或称“不营产业”等。“家无余财”或称“家无遗财”。“家无余财”多表明其家并非无财，只不过是没有“余财”罢了。当然，也有少数家中极为贫寒。从理论上讲，造成家无余财的原因可能有四：一是家庭开支过大，虽然本人也多方聚财，但是，最终仍全部支出，故而家无余财。这种家无余财者并无可赞之处，也不是本文所说的“轻财”。二是家庭开销不大，本人并不聚财，但也不治产业，物质上只求够用，故而家无余财。三是为官清廉，不贪污受贿。四是虽然本人得到不少财富，但清廉并好施，导致家无余财。笔者用轻财“不治产业”“不营产业”“家无余财”“家无遗财”等词语搜索电子版正史得到所载轻财不治产业和家无余财者：《三国志》有夏侯惇、满宠、徐邈、胡质、田豫、鲍勋、邓芝、董和8人，《晋书》有羊祜、魏舒、张华、周访、何琦5人，《宋书》有刘秀之、沈林子、申恬、刘怀慎4人，《南史》有张稷1人，《南齐书》有王俭1人，《魏书》有苟孤、王肃、张恂、阳固、拓拔衍、元悰、崔玄伯、傅竖眼、常景、拓拔延明、裴佗11人，《周书》有苏绰、长孙澄、陆通、张轨、寇儁、王罴4人。凡34人。

　　以上总数为127人，重复者不计(如有人轻财好施，又重义爱士，仅计1人次)。尽管以上的统计可能会出现遗漏的情况，但是，从此数据来看，魏晋南北朝世人的轻财行为，广泛存在而并非个别。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之所以轻财，大致说来，有以下诸因：

　　一是受儒家所崇尚的重义轻利道德观的影响。儒家立身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做到重义轻利。汉代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⑦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重在个人修行的自觉。在义与利的选择上，总以义为先。因此，不少士人和官员，都会从财富观上来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轻财重义之人。对于官员来说，轻财的重要表现是散财于身边之人(亲属或下属)，守身如玉而清廉自爱，从心理上接受儒家的财富节俭观。如晋朝阮放“性清约，不营产业，为吏部郎，不免饥寒”⑧。北齐张耀“性节俭率素，车服饮食，取给而已”⑨。北周赵肃“廉慎自居，不营产业”⑩。有些人认为以清白留给子孙，方是最好的财富，令子孙读书成才，方是立身之本。如梁朝徐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尝为书诫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南齐裴昭明，历郡皆有勤绩，常谓人曰：“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

　　二是施财会给施财者本人带来助人的快乐，并可获得社会赞誉。财物的施与对象或是亲戚，或是乡邻，或是部属，或是寒士，或是饥者，无论施与何人，在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看来，此人都是高尚的，可以得到尊重、爱戴和拥护，从而获得崇高的个人声誉。如晋人徐苗因为轻财贵义，“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北魏崔延寿因为轻财好施，“甚收乡曲之誉。北周李彦轻财重义，“时论以此称之。北周段永轻财好士，“朝野以此重焉。都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对轻财好施者的行为持赞许的态度。这种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仕途的穷通。与此同时，从济世救人来说，因轻财而帮助了他人，这是人生的善事，轻财者也因此得到助人的乐趣并实现了做人的价

　　值。

　　三是一部分人怀有建功立业之心而轻财，或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而以轻财为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在轻财者中，一部分人是把建功立业当成人生最大追求，故而轻财。如十六国时期的尹纬“少有大志，不营产业。梁朝陈庆之“散财聚士，常思效用。另一部分人，却是因怀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而轻财。这些人主要为一些皇族、贵族或豪族等。他们知道，只有轻财，方可团结众人，也方能成就他们的政治理想，故而轻财也就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如东汉中平六年(189)，曹操为了反抗董卓，逃出洛阳，“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曹操散家财，不能证明他是一般人的“轻财好施”，只能说明他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又如梁朝的萧纶，“轻财爱士，不竞人利，府无储积。闻有辄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归之。陈朝的王琳“轻财爱士，得将卒之心。东魏高欢“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西魏宇文泰“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

　　四是在社会动荡时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财富转手无常，占有大量财富和贪财吝啬往往成为罹祸之源的社会规律。如三国时曹丕的皇后甄氏10余岁时，逢“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当时甄家储谷甚多，她劝说其母：“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10余岁之女子尚且知晓此理，遑论成人？《三国志·温恢传》载：“父恕，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葬还归乡里，内足于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一朝尽散，振施宗族。西晋末年石崇的教训也是明证。史载：“石崇临死，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石崇横死，虽然存在政治的因素，但其聚财过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大动荡的时代，在社会出现大范围的民众无基本的生存物资时，谁拥有大量财富，谁就可能成为被攻击的首要目标。西晋氾腾散家财五十万，就在于他认识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的道理。

　　五是有些人以读书为乐而轻财。如晋朝杜夷，“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王欢“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梁朝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

　　轻财者的财源牵涉到轻财者的真实财富观和轻财的内在动机问题。轻财者之财源大致有四：即家产、薪俸、所得赏赐以及掠夺。因此，轻财者的散财行为主要有散其家财和禄赐(或包括食邑)两种。散家财是程度极重的轻财行为，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散禄俸也是程度甚重的行为，除了极少数人还有其他的收入外，不少官员要依靠其薪俸养家糊口，如若散去禄俸，可能造成家人生活的困难。散赏赐是一些官员可做到的，因为赏赐是其合法收入中的额外部分。散赏赐与亲友或部属，可以起到两种作用：一是可得到亲友或部属的欢心与支持，二是也可因此传播自己受赏之事，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而一些军阀豪强散其所掠财富，多是达到收买人心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分析轻财者施财的对象，可以证明轻财者的轻财动机和轻财行为的道德标准。轻财者施财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亲故宗族。这是轻财者普遍的首选。从儒家伦理要求来讲，人们之间的爱，也是由近及远的。血缘之亲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施与对象。其次是故旧等非血缘之人。这些人把禄赐予亲故共之，符合儒家平均主义的财富观。

　　其二，乡邻。在天灾人祸之年，轻财者主动把自己的财富施与乡邻，以赈济世人为人生追求，他们也因此得到世人的敬重。

　　其三，部属。这是轻财者安抚部属、获取部属支持的重要手段。这些轻财者，或是拥有私兵即部曲的官员，或是豪强，或是少数民族的贵族，或是带兵的武官。他们把财富、或赏赐甚至其薪俸施与部下或其家人，以此获得部属的好感，凝聚人心。如三国曹魏名将曹真，“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

　　其四，士人。这是轻财者对文人或武士敬重的表现。出身贫寒的文人，要想建立功

　　名，常与那些拥有较多财富已在朝为官者交往。作为武士，多出身低下。但他们是战争的主力军。军官只有对他们多加关爱，他们才能倾力为主人效劳。因此，一些军官深谙此道，对武士施与财物，可得到军士的爱戴。

　　在上述的轻财好施者中，有的家庭富有，虽施财于众人，却并不影响其生活质量。有的家庭贫寒，施财于众人之后，对其家庭生活会产生很大影响。具体说来，有三种类型：

　　其一，散财后其家庭生活未受影响。一些人虽然轻财，但是他们的家庭物质生活并未受到影响。其因在于他们或是皇族，或是贵族，或是豪强地主，他们除了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之外，有时还会用非法的手段强掠民财。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轻财好施，丝毫影响不了他们的物质享受。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他们必须做到轻财好施。而对于一些怀有强烈政治目的的人来说，他们为了获得支持，也必须以轻财的方式来收买人心。如梁宗室萧恢，“凡历四州，所得俸禄随而散之。还如匈奴贵族刘渊，“轻财好施。鲜卑贵族慕容儁，“轻财好施，勤恤民隐。

　　其二，散财后其家庭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如众多的“家无余财”者，他们虽然轻财，但因为只是施与他人其所得的部分财富，故其轻财，是有限的散财行为。因此，他们的轻财行为对其家庭物质生活只是有一定的影响，是故，有些官员在病故之时，至多会出现“家无余财”的现象。

　　其三，散财后有较大影响。有些人家境贫寒，又不营财利，为官时又清正廉洁，轻财好施，这部分人在散财之后，家庭物质生活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如徐邈因禄赐皆散与将士，造成“妻子衣食不充。田豫因禄赐皆散之将士，导致“家常贫匮。陈表因“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张进之“散财救赡乡里，遂以贫罄。王瞻“洁己为政，妻子不免饥寒。庾荜：“清身率下，杜绝请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徐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饥寒。雷绍“性好施，禄赐皆分瞻亲故，及死日，无以送终。

　　除了部分轻财者身为贵族或者怀有强烈的政治目标外，多数的轻财者，却是出于个人价值的选择。因此，这些人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轻财风气的主流成员。这些人的行为所形成的轻财风气，对当时社会风气来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其一，轻财者在处理财富上，多以义为先，这有助于抵制当时重财奢侈的社会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乱世，人们对金钱的贪婪和崇拜超过了前代。当时谚云“钱无耳，可使鬼。一些帝王和社会上层人物穷奢极欲，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正是由于当时轻财风尚的存在，才抵挡了极端自私自利的风气对社会的巨大的破坏作用。

　　其二，轻财观念是为官廉洁奉公的思想根基。尽管一些人的轻财好施，只在于拉拢社会力量，为其个人野心取得力量，但是，其行为毕竟合乎儒家思想要求，故而得到世人称扬，尽管有些轻财者为官并不清廉，如北魏刁整，“轻财好施”，却又“贪而好色”。王超“爱好人物，轻财重义”，却又“每食必穷水陆之味”。但是他们的轻财行为还是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其他多数的轻财好施者，多是因为重义轻利，按照儒家道德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官员清廉是轻财观念在为政中的重要表现。这种人的轻财，是儒家思想所尊崇的行为，也是政府所提倡和表彰的行为。这些人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坚守节操，用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人生指导思想，以清廉为荣，成为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的动力器和润滑剂。这些具有高尚节操的官员，正是各个朝代皇帝所渴求的良吏。国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为官，才使国家减少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巩固了国家的统治根基。轻财且廉洁官员也是社会底层人民拥戴的对象，这些官员的存在，让众多社会成员底层人民有了生存的希望。如北魏吕显在皇始初“拜钜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饥寒，百姓颂之曰：‘时惟府君，克清克明，缉我荒土，人胥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杜纂“轻财洁己，终无受纳，为百姓所思，号为良守。

　　其三，轻财好施有助于扶困救贫，尤其在荒乱之年，有助于挽救众多缺乏食物者的生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往往因为社会动荡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加

　　以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社会财富总量远比汉朝盛世为少。因此，如果没有人轻财好施，有些人的生活就可能非常困难。尤其在遇到天灾人祸之年，人们常常因为没有食物而死亡。如常林，曾“避地上党，耕种山阿。当时旱蝗，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解决了不少人的吃饭难题。李士谦，“罄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万计”。“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又于通衢以食饿者，存济甚众。刘善明在大灾之年散其家粟以活人。史称：“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饘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

　　其四，轻财好施是凝聚人心的最佳方法之一。如三国吴国朱桓于赤乌元年卒时，“吏士男女，无不号慕。晋朝陶璜“能得人心。楚王玮“能得众心。陈朝周敷“轻财重士，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韩子高亦因轻财礼士，“归之者甚众。轻财好施风气有助于团结众人，并形成实力集团。如三国孙吴的陈武，“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东晋祖逖因轻财好施，得到了流民的大力支持，形成一股军事力量，一方面在从北方迁移过程中，保护了广大流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又为北伐奠定了基础。还如成汉巴氐李期：李雄令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众，多者不至数百，而“期独致千余人。北周陈忻：正光中，起家奉朝请，因天下丧乱，群盗蜂起，“散家财，率募勇敢讨贼”“财施惠，得士众心。轻财行为也是提高士卒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如北齐卢文伟，孝昌中，“行范阳郡事。防守二年，与士卒同劳苦，分散家财，拯救贫乏，莫不人人感说。

　　虽然魏晋南北朝在上层社会中存在重财风气，但与此同时，社会上重义轻利的思想依然浓厚，从而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劲的轻财风气，并与重财奢侈风气相对抗，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注释

　　①朱义禄：《中国学术思潮史·玄学思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

　　399页。②⑧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1年，第1284、1367、2351、3004、1008、2438、2353、2366、2647、2841、2438、1559、1597、3042页。③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第68页。④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109页。⑤谢谦：《国学词典》“义”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⑥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⑦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2524页。⑨李伯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362、437、1、319页。⑩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663、666、637、2、505页。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383、459、254、352、318、766页。《南齐书》卷五十三《裴昭明传》，第919、522页。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59、873、1994、1137、1906、982页。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5、159、478、282、740、729、1290、659、1315、1289页。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6、1805页。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338、200、269页。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7、1234页。

篇四：南北朝社会风气

　　魏晋南北朝在历史发展中有什么重要特征

　　一、社会大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族地主.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分裂,也不是绝对的.分裂背景下又孕育着统一的因素.魏、蜀、吴三国实现了局部范围的统一,十六国北朝时黄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前秦、北魏和北周的三次统一,东晋南朝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南方相对统一.这些统一因素的存在,为隋唐统一鼎盛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为结束分裂混战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曹操、诸葛亮、祖逖、王猛、刘裕、北周武帝等都是为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物.分裂割据状态下,战乱频仍,各地交通阻隔,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严重破坏、商业经济的衰退是分裂割据带来的后果.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三国鼎立时期,国家虽然分裂,但比起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战争已经大为减少,魏、蜀、吴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大力发展生产,南北人民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机会.同时,在三国政治、外交舞台上,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充满了生机.总之,统一固然比分裂要好,但不能绝对化,对具体的情形要做具体的分析.二、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秦统一中国以后几百年间,我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多民族的统一”,是对秦汉王朝的高度概括,“多民族的融合”,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分裂之外的又一大时代特征.两汉时期汉匈之间的和战,增进了双方的交往与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迁居内地、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最后与汉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趁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纷纷迁居内地,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还先后建立起政权.如西晋末年,匈奴

　　贵族刘渊,乘“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了“汉”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十六国之中,除了前凉、西凉和北燕为汉族人建立以外,其他都由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建立.北朝中的所有政权,也都是迁居内地的西北、北部少数民族建立.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方的越族、西南地区的夷人,也都与内地封建王朝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经过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共同经历割据混战的苦难,各族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民族界线越来越小,社会上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北魏孝文帝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出现.当然,促进民族融合局面出现的因素很多,我们之所以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他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并积极地顺应这种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历史的进步.经过民族融合,许多以往的民族消失了.像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叱咤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到南北朝后期已经不见其名.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内地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创立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为以后的中原王朝所沿用,这些都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三、门阀大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门阀士族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面貌.门阀世族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进一步发展.门阀世族统治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除社会大分裂、民族大融合之外的第三大特点.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东晋和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方的门阀世族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那时,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

　　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庄园,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善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等.士族把特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世族门阀统治,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时的八王之乱,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四、江南大开发

　　黄河流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重心.秦汉时期,南方经济明显落后于黄河流域.六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江南经济较大的开发.这一时期,规模大、破坏性较大的动乱多发生在北方,而且战乱局面持续时间很长,南方则相对安定,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南迁,充实了江南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一些统治者推行了劝课农桑、奖励耕积、安抚流民、兴修水利及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江南经济发展迅速.江南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而和闽江流域.江南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都有不小的发展,南方商品经济也相对比较活跃.江南经济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打下了基础.五、佛教大盛行

　　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在国内逐渐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连绵,南北方政权更替频繁,穷苦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渴望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佛教宣传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让痛苦的百姓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协和流亡的苦痛,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而儒家经学的迂腐没落,玄学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谈,民间的道教又往往成为农民组织的工具.多事动乱之秋,自己都感到世事无常,佛教很快就被统治者接受,并极力宣扬,用它来加强思想控制,维持统治秩序,正如刘宋文帝说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则吾生致太平,夫复

　　何事!”统治者为宣扬佛教,北方开凿石窖,南方修建寺院.佛教有较广泛的信徒,也出现了不少名僧.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成就以佛教、佛学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佛教盛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兴佛与反佛的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篇五：南北朝社会风气篇六：南北朝社会风气

　　NewCulturalIngredientsintheEthosDifferentiationduringtheWei,Jin,andSouthandNorthDynasties作者：秦永洲[1]作者机构：[1]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出版物刊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页码：86-89页主题词：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新文化因素;君臣观念;经济观念;女性意识;生活方式摘要：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风气变异蕴涵着许多积极革新的文化因素:"重家族,轻君臣"成为士族官僚们共同的价值选择,它最积极的意义就是把族姓阀阅放在与皇族分庭抗礼的平等位置上,甚至是凌驾于皇族之上;追求放荡狂达的行为方式,引发了由"分餐"、席地跪坐向"伙食"、垂足而坐等新生活方式的转型;聚敛财富、夸富斗奢,不仅强化了官僚们的经济创收意识,冲破了"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的传统禁区,而且推动了中国衣食住行等大幅度的更新;妇女们对礼教的蔑视和发泄,创造了相对宽容的文化氛围,改变了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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