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危机》3篇（完整文档）

《国内危机》中国，道德危机？单名扬2011级法硕一班一、前言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在相继被两车碾压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内危机》3篇,供大家参考。

《国内危机》篇1

中国，道德危机？

单名扬 2011级法硕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在相继被两车碾压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随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流逝，对小悦悦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众人赞扬，碾压他人却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机被舆论声讨，女孩母亲的监护职责也被社会关注，而更多的人则感叹那18位路人的冷漠与无情，道德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近年来，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舆论力量得到不断壮大，一些负面社会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现，让我们不禁反思，不禁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中国社会真的世风日下了吗？

二、长河落日，对传统的冲击与继承

还记得在小学时代，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一部主题电影，名为《离开雷锋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乔安山身为雷锋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雷锋同志那乐于助人的可贵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讹诈的情景与今天的一些事件颇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执着与坚持最终换来的是大众对他的尊敬和对雷锋精神的继承。

回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

如果问起我们中国人，能够诠释传统道德的词汇有哪些？相信“孝慈”“爱国”“仁义”等必会高频率地出现。而在传统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新兴地主阶级与传统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国家四分五裂，礼乐崩坏，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孔子，这位在西方学者眼中，可以与耶稣并论的东方圣人，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启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凝结升华之路。从一定角度而言，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道德为核心而萌芽、发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之举。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虽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别，儒家思想也经历过佛道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冲击，但至清末民初，其依旧是中国社会道德中的一条主线，影响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同时依靠着封建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也渗透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立而生的东方文明。

在中国社会对传统道德继承发展的道路上，近现代可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拐点”，而其中的五四运动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那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传播，而封建主义作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学说便被至于争议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纲常伦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着疾风骤雨般地冲击。笔者认为，对于五四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等针对儒家文化的号召更应理性客观地看待，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与地位理应公正科学地予以评价。诚然，在那个废旧立新的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号，苏俄“共产主义”的理想

更有号召力和社会价值，但过于盲目地否决已有数千年社会基础的儒家文化，极端激烈地摒弃纲常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思想的混乱，甚至影响深远。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在传统文化上刻下的伤疤似乎一直在隐隐作痛，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虽然儒家文化一直与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关，作为其思想工具统治民众，但其中的孝道、仁爱、忠义等核心理念也是从人性的本身出发，引导人们的个性发展，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价值。所以，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历史，并正视其影响，趋利避害，对一个民族的振兴至关重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劳作，团结友爱，进而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进标兵，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发展进入了更高更快的节奏，中国社会也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与变革，人民群众的角色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价值理念在推动经济建设大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似乎也冲淡了我们对社会理想的坚守。“社会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这已经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通过调查量化，也很难使人们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过，“感动中国”等栏目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动人物对道德的坚守、对价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活动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对传统的关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设立、对国学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学者（如于丹等）对儒家著作的宣传介绍，即使有形式主义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起到引领大众思维导向的作用，在引导国人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辗转反侧，当代社会真的遭遇道德危机了吗

提到“危机”一词，不禁让人严肃起来。政治危机可能引发政府的倒台、国家的动荡，经济危机关乎民众切身利益，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词汇于近年来更是不绝于耳，而道德危机虽看似无形，其影响比之前两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负面作用可能更加触目惊心、令人咋舌。近年来，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会焦点事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讨论，人们纷纷质疑、反思，甚至奔走呼号，“社会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吗”、“中国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

想要解答以上疑问，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以下几项因素值得参考。

（一）社会转型中的精神阵痛

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依此而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对传统意识形态形成有力冲击。举例示之，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各大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国际竞争趋势以及世界市场形势的客观变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具有攻坚意义的体制改革，力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自身竞争力，摆脱亏损困境，并以带头人的姿态引领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丰硕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但其中出现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的锤炼已经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态及理论在我国进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并发挥巨大作用，而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更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战之势。封建传统中的集权制思维与现代西方的分权结构理论在实际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领导腐败、员工谋私之事例层出不穷。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层面的问题与缺陷，领导层基于功利、政绩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与工人阶层之纽带断裂，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凡此种种，都揭示出，在中国社会物质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其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存在着步调上的差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统治阶级的号召，不仅具有指示作用，在当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稳定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导人们的意识形成合力，团结、友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统治阶级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需要思考和实践的人生命题。

（二）信息时代的舆论导向

20世纪50年代末，以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现于西方国家。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民众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影响日益加深。可以说，网络等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受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影响局限于烽烟、驿站、飞鸽传书、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这些传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项以及人群范围。近现代，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公众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当代社会，手机、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各种社会信息井喷式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让我们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国内、国外的一些重要事件。这种力量在带给人们快感的同时，也发挥着一些隐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媒体的广泛宣传使得受害者家属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将一个社会课题摆在了公众面前——“是什么让18个过路人如此冷漠”。接着，人们开始反思、声讨、游行，针对道德滑坡开始一系列讨论，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反观网络等媒体的作用，笔者认为需要一分为

二、结合其他因素来综合看待。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媒体对“见义勇为”反被讹诈这样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等角度出发，选择“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从而又引发了另一轮媒体关于道德问题的报道，唤起了人们的“循环”思考和思想矛盾。这里，笔者认为，部分新闻媒体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存在着夸大报道、失实报道等问题，而这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是媒体对利润、对关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体在将焦点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时，是否对深层次原因进行解读，是否对解决方式进行理性探讨，更值得我们去发掘。诚然，一些社会事件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之不足，但在综合考虑的角度下，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法律规范等社会力量是否也已经足够完备，这样的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锋

交通工具的发展，通讯方式的变革，让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gdp逐年攀升，国际影响也日益加强，意识领域的国际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眼中，“百善孝为先”、集体主义、勤俭等是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超前消费”等观念看似则背道而驰，也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中国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舆论哗然，人们都在质疑身为师长的他为何在危难关头会有如此举动，而当事人范美忠的回应更是值得反思。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社会里，道德领域价值观冲击的真实写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说服力，还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颂扬，一时间莫衷一是。现代文明之中，社会尊重个体合法、合理的多样化选择，这是保障人权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质的一种必然反映，而提倡“礼义廉耻”、“包容厚德”的中华文明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选择的剧痛。在选择与扬弃的过程中，不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将决定一些焦点事件的社会效应，怎样去规范和引导，以达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精粹和西方瑰宝的完美调配，才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负面社会事件的时候，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将有助于认清事件背后的本质。而在思考过以上问题之后，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社会是否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因为“道德危机”本身并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作为人类意识领域的重要一环，其更难以像经济指标一样进行量化分析。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应集中于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我国道德建设该何去何从。

四、长风破浪，道德发展方向之我见

在普遍联系与发展的理论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们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其依旧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彼此共生。如何进行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一）营造良好的现实环境

作为社会调控方式之一，道德与法律、国家制度等规范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革。道德，作为人民群众内心的意识，其制约途径主要是个人的良心劝导与社会的舆论谴责，相比法律的国家惩罚手段，其强制力和威慑力要薄弱很多。在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发达、人民意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单依靠道德力量来规范显然远远不够。所以，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设立及实施中的严格划一，将有利于道德发挥其内在的规范力量，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变革中的道德问题。

（二）积极借鉴，继往开来

如笔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在经历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提倡、颂扬、质疑和批评之后，如何由当代中国人更好的评价与继承，是一个关乎道德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价值观对于当代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个体成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则势必导致中华文明的衰微，必将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价值差异，从实际出发，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积极借鉴，才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真正为社会大众认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设之路。

（三）明确媒体道德责任，正确利用舆论导向

在道德体系建设中，新闻媒体将发挥重要的宣传和监督作用，客观、及时地对善良、友爱等优秀品质进行褒扬，以及对自私、贪婪等恶劣品质给予批判，将有助于社会大众明晰

善恶，分清良莠，规范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应建立媒体监督机制，杜绝对网络等媒介的恶意利用、严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视听，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规范新闻媒体的道德责任，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舆情解决机制。

（四）共产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社会成员坚守自身责任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身队伍的建设、纪律的维持将对社会大众产生重要影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具体工作的奉献精神，对个人作风的严格把持将起到立竿见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败行为、政绩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现象只会增加群众对国家的失望情绪、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质疑程度和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实践自己对美好道德的信仰，学校之教育，家庭之培养，工作单位之循循善诱，社会组织之宣传引导将形成道德体系建设之合力，使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道德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道德水平理应更上一层楼。因此，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应仿先贤、开后世，担当起“匹夫之责”，以助我泱泱中华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之夙愿。

参考文献

[1]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

[2] 刘时工，《道德的个人与邪恶的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月第33卷第2期。

[3] 蒋德海，《道德死了，司法能独活？》，检察日报，2011年第003版。

[4] 马慧茹，《医治道德危机媒体大有可为》，德州日报，2011年第002版。

[5] 汪玉凯，《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北京日报，2011年第021版。

[6] 谌娟，刘海元，《中西道德文化差异管窥》，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

《国内危机》篇2

八大可怕危机渐渐迫近中国

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成绩的光辉下我们也看到了多重危机正在向我们袭来。如果不能早作出预防，老百性最痛恨的就是腐败，国家领导人也痛恨腐败。那么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下面我们对这些危机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水资源危机

中国历来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家，尤其是北方，更是缺水，缺到严重的程度。所以才有了运河漕运，不但丰富了北方的资源还改善了北方的水系，滋润了北方的土地。但是自从黄河断流之后，运河漕运也成了消失的迷梦一般。而且几年南方干旱，北方干旱，紧接着就是南方大水，北方洪水。自古以来就有的：旱田修水利，水天存水的道理。都被荒废了。

我也接触过一些农村的水问题，有的地方已经将水打到1000米以下了，有些地方不是形成漏斗区，就是已经几近干涸；再加上陆地水系遭到严重污染，中国13亿人口的可饮用水已经岌岌可危了。人可三日无食，但是不能一日无水。一旦水资源成为问题，就会引发国家的大灾难，生灵涂炭！

所以要想保护水资源，就要下狠招，比如在水源周边十公里之内不能有污染的工业等等。最近传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gdp，不惜在长江和黄河边，建立大型的化工厂，一方面运输方便，另一方面排污方便。这种拿着人民生命当儿戏换gdp 的做法，必须制止。

水资源必须得到净化，人民的生命依赖的环境必须得到净化！

2，粮食危机

耕地质量之忧，18亿亩红线岌岌可危，这是一个大问题。早先我了解了一些地方的粮库，基本上都成为空的了，要不就已经被挪作他用。上次陪一个朋友到河北唐山乐亭县地方的一个仓库，已经被地方当作招商引资的土地卖给了朋友。据说仓库的道路三十年前通坦克都没有问题，现在已经荒芜了。

粮食危机，往往是天灾**在先，而后就是粮食危机。旱灾，水灾，地震等等，都可能引发灾难，而一旦灾难来临，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势必造成饥民遍野，民不聊生的场景。

今年已经给中国提了个小醒了，先是天灾，紧接着就是商人哄抬物价，已经出现了物价飞涨，穷人生活逐渐艰辛的现象。

而且纵观历史，中国粮食危机，往往是大事件的发生的前兆！

3，外交危机

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但是对于怎样的国家是弱国呢？没有一个标准。是钱少，还是

国防小？是人少，还是抵抗的人少？远的宋朝不说，近代的满清就是一个好例子。满清人少吗？不少，四万万同胞，占据了当时人口的30%，国家的gdp也不小，占据了当时的50%强。但是为什么满清出现了一败再败的情况呢？最后只能割地赔款呢？

所以弱国，不是指的经济贫弱，更多的是指向高层的，体制的等等。

中国陷在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可以说已经成为西方和潜在敌人的垂涎的猎物。而中国是当一个野兽呢？还是一只温柔的羔羊。

任何人动了自己的猎物，野兽所做的就是战斗。温柔的羔羊虽然可爱，但是别人动了他的青草，只能换一块地方。

这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问题，是要强硬的生存下去，还是软弱的苟活下去的原因。4，信仰危机

国税、地税加起来，我们的税务行政成本大约是17%点多！全世界最高！想要改变一个国家，就要改变他的国民，想要改变国民，就要改变他的思想。而中国面临的就是信仰危机的变迁。三十年前，中国从上到下都信仰，只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成为一个世界上民族之林之一。

后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人们的思想变得现实，变得拜金，变得互相猜忌，在金钱万能的信仰下，铤而走险者有之，勾心斗角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甚至为了金钱残害同胞，忘记生身父母者也有之。

孰不知，一旦人们的信仰从过去的主义变成现实的金钱至上，那么想要再变过来，不流血，不牺牲，是不可能的了。

中国想要变强，就要有信仰；想要有信仰，就要变思想！

5，教育危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曾经耳熟能详的口号，已经湮灭在历史的烟云里。现在教育产业化，已经让金钱的观念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植入到头脑中了。

而中国教育的没落，更多的是源于金钱，毁于人为。过去知识就是力量，陷在知识就是重量。一个一年级的孩子的书包，没有十几斤是下不来的。是什么造就了天真的孩子沦为学习的机器？是什么造成了，同时国家的花朵，却一个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一个生长在贫瘠的悬崖？

一个国家的公平公正，首先就是教育的公平公正。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封建王朝，对贫富的读书子弟，都是一视同仁的。

中国的这种教育模式和体制，即便大学毕业了，与三十年前，初中毕业的人，有什么区别呢？除了多消耗了一些资源之外，是就业有优势，还是思想得到升华，还是信仰得到确认，都没有。甚至现在的一个大学生的素质，都比不上，三十年前的一个初中生。

所以教育的根本不是在于读了多少书，而是在于获得了多少知识——有用的知识！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6，地缘政治危机

中国在过去的150年里，基本上和中国现在周边的国家都发生过战争。但是现在面临的是更多的地缘政治危机。作为中国来讲，曾经的周边国家基本上都是中国的附属国。现在不是了！

不但不是了，而且都纷纷的和中国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即便像外蒙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国家能力不足的国家，都开始回避中国？为什么？不要总是指责，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挑衅，更多应该从自身查找问题。

近日外蒙，将出海口建立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而不是中国的近海港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么外蒙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担心，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所以地缘政治危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将成为制约中国的一套枷锁。也是中国完成长征般历史崛起的鞋子里的一粒沙子。

或许中国不怕带血的战斗，但是往往被一粒沙子，搞的身心俱疲！

7，人与人关系危机

现在在中国人际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张过，尤其是从南京老太事件来看，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能力制止三公消费和贪污腐败，没有能力制止房地产毒瘤，没有能力限制0。4的强取豪夺，却总是把眼睛盯住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很可怜的口袋。在这种猜忌中长大的孩子，真不知道将来将如何面对社会？那么是什么造成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呢？是公平的缺失，还是正义的缺失。

这种人与人关系危机，势必会造成中国的不团结，而中国不团结，是一切外敌入侵的前兆。自古以来就有，人心齐，泰山移的讲法。现在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别说移个泰山，就是报个花盆上街，都没有人管喽！

8，地方矛盾危机

北洋政府的最大的失算之处，就在于让当时各个地方政府拥兵自重，取得高度的自治权利。从而造成了中国是一个中国，但是乱象纷呈。如同鲁迅先生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连鸡的屁都是假的，其他数据谁敢信，丧失公信力，就是丧失政权，不过早晚而已。乱世之间，各各自的旗帜，中饱私囊者有之，祸国殃民者有之，乱朝纲者有之，混吃等死者也有之。

地方矛盾，一旦不能统一在一种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下，势必造成乱象。这也是西方之所以挑衅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总之，危机虽然是危机，但是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不下面，而是在上面。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好之者，下必盛焉！我想凡是读过书的人，不应该不知道这个道理吧！

《国内危机》篇3

《中国意识的危机》是一本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林教授运用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成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史，其所提问题之精锐、见解之深邃，与海外寻常所谓“汉学家”不可同日而语。众所周知，“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文化事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八十年来，著述薪积。因为论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迥异，结论自然大不相同。

概而言之，有四种“历史记忆方式”：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五四”运动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和颠覆；以胡绳、彭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五四运动看作由早期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反封建的政治社会运动；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视“五四”为反抗传统思想文化秩序、溶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次理性启蒙运动；而以余英时、张灏、杜维明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复杂关系，对其非理性、反历史的思想误区作出鞭辟入里的检讨。当然，除此之外，尚有“文艺复兴”说、“启蒙运动”说、“思想革命”说、“西方主义”说、“不完全的现代性”说，“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说等多种论点。相比之下，林毓生先生的这本书则提倡“意识危机”说，他灵活采用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思路，并辅助性地使用了韦伯、席尔思的“奇里斯玛权威”理论，因此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作者在该书中，运用马克思•韦伯社会学和波泥拉科学哲学中两个崭新的概念：“奇理斯玛”（意为“神圣的天赋”）和“支持意识”作为其论证的理论基石。这两个概念，本来名异质同，前者来自基督教语汇，指经过了“神”点化的权威人物。后来马克斯•韦伯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作为定界个人权威最高标志的特殊名词。一般地讲，在各个行业中具有特创力的至高无上者便是“奇理斯玛”权威，但这时仅指各人权威。再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将产生社会秩序（或社会意识）的至高无上的行为角色、物质等等均归结为“奇理斯玛”权威。而后一个概念是爱因斯坦的好友、世纪初有成就的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尼尔的创造。“支持意识”的要旨，是说人们在过去经验过程中所慢慢形成的、并不断指导人们行动的一种潜在的意识。不论是“奇理斯玛权威”还是“支持意识”，在最初均是均是针对个人“权威”与个人的无法扭转的“经验”而言的。但是毕竟个人是社会的个人，社会是个人的放大，个人之权威——“个人的无法改变的经验”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便形成了该国家或民族的“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持意识”，最后，形成民族意识的沉淀和结构，这种结构俗谓之“传统”。其特殊的魅力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当然有其充分条件，即支配人们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持意识”是具有活力的，而绝非是僵化的，一触即溃_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林教授富有远见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被人们人为地一刀切断，不能被彻底“焚毁”，重新创造，而只能在原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成为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奇理斯

玛”。

中国意识之在中国，大概至少四千余年了，四千多年来，其通过孕育、诞生、成长、成熟并经过历代学人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全体中华民族成员们的共同不断加工，从而形成了一个明显稳定的传统结构。

每个中国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感受着一种生活现象，此种现象并非“天理”，而是“人伦”。虽然，“天理”和“人伦”在这里经常被人们连用，但认真地说起来，前者不过是人们用以警告、吓唬他人的手段，而真正富于现实情感意义的，或者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永志难忘的只是人伦。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讲，“天理”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心理结构中所共有的“奇理斯玛权威”，而“人伦“才是我们民族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地导引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给其留下深刻痛创的“奇理斯玛权威”。

儒家的学说，从客观上讲，适合于中国社会人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实际；从主观上讲，符合于统治者欲以强化其政治统治的要求。于是家—国一致，君—天、忠—孝相连，“三纲五常”便成了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无上法宝。不但如此，他们对这些法宝还进行了政治性和法律性的创造。这种创造首先是身份上的，历代儒家都主张“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要弄清身分。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正名”之后，其社会待遇便因名异而异。关于这点，以下引文最具代表性：“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

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多么森严壁垒的身份之图！多么精细繁琐的“等差”秩序！难怪当孔子听到只能享受四侑之乐的大夫季氏竟违背自己的法定身份所应得到的享受而“八侑舞于厅”时，气愤难忍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言下之意，是指背礼违法，犯上作乱，莫异乎此、大乎此者。这样，家族的身份关系就被顺理成章地移植到社会和政治领域。

在中国意识的“奇理斯玛”中，该抽去的是“血缘”二字，认真说来，“血缘”二字对中国造成的祸端实在太大，人们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往往以情胜理，而情的首当其冲的基础，在中国是血缘。由于这两个字导致了任人唯亲的悲剧，也由于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者大同盟，使官僚阶层有恃无恐地倚权背法，惨民贼国。古代思想家曾设想过一个选贤任能，不唯血缘，不唯私情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古代开明的统治者总是没法进行改革，以改变血缘伦理至上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厄运。曹操倡导“任人唯贤”，“唯才是举”，那么脍炙人口的《短歌行》招来了多少“周公”？孙权“内事不决问子布，外事

不决问公瑾”；唐太宗知人善任，把魏征做为他的“一面镜子” ……而最富于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由董仲舒始作俑、并盛行于隋唐以来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它不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而且成为东方奉献给西方文官制度的奠基石。今天，研究文官制度的西方专家们每每来到中国讲学时总要不无激动地感谢“老师”一番。但是，可悲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将这一制度贯彻到底，直至本世纪初所实行的还是帝制世袭制！曹操没有开明到将最高统治权交给他人，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唐太宗同样如此！思想家们的设想在历史上亦不过是海市蜃楼。当然一定的社会存在总是和特定的社会物质生然而条件相联系，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不操守今日的观念。但历史的观念传至今日，影响今日、阻碍今日之发展，时人的确负有改革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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