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形势与政策论文双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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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形势与政策论文双碳3篇

【篇1】2022年形势与政策论文双碳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论反腐倡廉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课程名称：
形势与政策

任课教师：
范曦

专 业：
新闻学

班　　级：
13新闻班

学　　号：
222013309022023

姓　　名：
张敏

2014 年 9月 30 日

论反腐倡廉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张敏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赌腐败进行廉政建设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近两年来，党一直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有力抓手，加强反腐工作机制体制创新，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斗争工作向纵深发展，进而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

关键词：反腐斗争；
执政能力；
廉政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彰显了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深入推进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立场和决心，对于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的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腐败导致人心丧失，进而走向灭亡。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例子警示我们：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试管国家的兴衰荣辱，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共产党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保持清正廉洁，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名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党对腐败现象的滋生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反对消极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自己的重要奋斗目标,并把反腐倡廉的要求贯穿到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党的事业、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创造出一系列丰富的反腐倡廉经验。

.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腐败的滋生是由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造成的，所以彻底根除腐败是一个艰难而长远的奋斗历程。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将长期存在，产生“官本位”思想，用“做官”看衡量人生价值，势必滋生官僚思想。加之中国封建社会以宗法制度为基本社会结构。在封建宗法观念下，一个家族总是利害相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重重血缘关系还产生了复杂的人情网络，所以任人唯亲，官官相护，这句是所谓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这种裙带关系、宗派主义容易滋生腐败。

随着改革开饭的推进，吸收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各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也活跃起来，严重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断膨胀，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被金钱和安逸的生活所诱惑，为一己私利不顾集体利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生活作风腐化，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剧了社会矛盾。而在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这些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不利于社会和谐，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阻碍了改革进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近年来，腐败现象不断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和隐蔽性，反腐倡廉工作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也更加的繁重。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形式，决定了新时期背景下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既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

二．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土地革命時期，我们党处于被围剿的境地，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产生危机。所以我们党的腐败现象，所以党始终对腐败现象高度警示，把实行廉洁奉公放在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位置。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史为鉴，倡导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警示全党不要当李自成，不要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提出要经受执政考验的要求，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和我们党始终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反腐经验。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三．新形势下的反腐任务

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和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繁重和紧迫。我们必须警醒起来，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和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好传统、好经验，坚持发扬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思路、好办法，同时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也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强化权力运行和制约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新时期开展反腐倡廉工作，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切实做好教育、监督、惩治。教育要取得实效，不仅取决于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要靠监督、严惩作保障。监督工作要取得实效，不仅取决于监督的权威性，还需要加强教育、提高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严格规范、健全完善的法规制度，做好违法乱纪严惩工作。最终，通过违法乱纪惩治工作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倡廉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四．反腐败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

（一）反腐败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

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的执政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这是我们党的执政优势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滋生，社会矛盾加剧，党的执政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如何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呢？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清除腐蚀执政能力的毒瘤。只有把反腐败工作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才能保证广大党员干部在复杂的形势下，牢记党的宗旨，经受住考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二）反腐败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保证

党风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党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只有坚决遏制、肃清腐败，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得到人民群众的继续支持和认同，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否则，党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甚至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三）反腐败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互促进

首先，反腐败工作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都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次，惩治腐败分子，督促、规范职权行为，保障权力正确行使，必然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再次，党的执政能力受到削弱的重要原因，就是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所以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为此，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强化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促进执政能力建设。

五．加大反腐败力度，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一）加大治标力度

治标，就是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这样才能为从根本上反对腐败创造前提条件。

1、加大查处力度。职能部门要加强联系和协调，形成反腐败合力，集中精力打反腐歼灭战。在全面反腐败的大局下，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　　

2、加重处罚力度。加重惩处腐败力度，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一方面，对有贪污、受贿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至少要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加大金钱处罚数额。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公务人员踩踏贪污、受贿底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加重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刑罚处罚，通过法律加以威慑。比如修改刑法，使贪污、受贿罪的起点数额提高，这样，打击贪污罪、受贿罪将更有震慑力，也更具有公平性、说服力。

（二）完善治本体系

治本就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巩固和扩大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注重预防，关键是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反腐倡廉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需要与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因此，要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

1、加大制度创新，推进制度反腐。着重抓住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形成用制度规范权力运作、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未雨绸缪。例如：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完善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全面实现“阳光”工程、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

2、完善民主监督体系， 规范权力正确行使。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监督主体缺乏起码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是被监督者的自律意识和监督意识薄弱。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监督渠道上想办法、在制度创新上做文章。完善民主监督体系，一是政府要自觉地强化公仆意识，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建设“阳光政府”，然后教育群众增强权利意识，增强民主参与意识，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二是要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要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形成监督合力，对权力运行进行全方位监督。三是要把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结合起来，使监督的关口前移，既防患于未然，又及早发现和解决发生的腐败问题。

3、健全教育宣传制度，加大干部教育力度。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立足于教育，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教育搞好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端正了，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真正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长城。

防止“纵蝇为害”，也决不“养虎为患”。自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习近平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反腐，要求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着力清除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毒瘤。众多“苍蝇”、“老虎”纷纷落马，振奋了党心民心，也纯洁了党的队伍，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

【篇2】2022年形势与政策论文双碳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开创崭新局面，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

尽管此前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就这“四个全面”作出过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但在公开报道中，将“四个全面”并提，还是第一次，意义深邃。

此外，习近平在江苏将“全面从严治党”加入到“四个全面”中时，特别采用了“大气候和小气候”的比喻，“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

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

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一种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成长于实践，并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

　　“四个全面”，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意蕴深邃思想理论的提出，是对党治国理政方略的继承完善和发展创新，它深刻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集中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期待，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成为我们在新时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一、"四个全面"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认识与实践不断深化的智慧结晶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到现在两年多的实践发展中，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进行说明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这两方面"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深刻变化，统筹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关系，实现了治国理政基本方略认识与实践上的不断深化与发展。

　　一方面，"四个全面"从系统思维、整体推进的把握上对治国理政方略予以更为全面的定位。从"四个全面"所涉及的内容上看，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都有过深入的阐述。但是，把"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既是第一次，也是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所做的系统性阐释，这就是：在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中，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两翼，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在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局面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　　

　　另一方面，"四个全面"从目标任务、重点要求的统一上对治国理政方略予以更为明确的展示。"四个全面"不仅存在有相互联系、互为促进的内在关系，同时也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在发展目标、任务、重点要求等方面具体推进的路线图。从这样几方面的意义上看，"四个全面"从目标要求、任务要求和实践发展重点要求的统一上，对治国理政方略以予更为明确的展示。

　　二、"四个全面"是新的实践发展中实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必然选择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要求到现在，时间才过两年，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却出现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与新的发展，使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在各方面实践中切实得到推进，必然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体现新的发展要求，而"四个全面"正是这种发展要求的具体反映，是新的实践发展中实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现实选择。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攻坚性要求。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之后，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发展，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以更彻底的举措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更全面的推进破解制约改革深化的各种难题，已经成为难以绕开和必须完成的任务。　　

　　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突出性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的意义，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才特别强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这里的"姊妹"关系告诉我们，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法律作为治国之重器，法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解决改革发展本身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胜利实现。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性要求。在"四个全面"的内在关系中，党所处的特殊的地位，使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比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这既表现于党的领导作用对"从严治党"的要求上，更表现在解决党的建设存在问题所必需的从严治党的"全面"性要求上。　　

　　三、"四个全面"是新的历史起点上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在带领各族人民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同时，对新的历史起点上治国理政方略的认识与把握也更科学化、系统化，而"四个全面"的新概括，既是这种认识与把握的重要体现，也为我们按照中央部署，适应新常态、奋力新作为提出了根本的要求。

——要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上认识"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性。"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方略，使党和国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布局、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

——要从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实践化的要求上推进"四个全面"的具体落实。推进"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的实践化，关键是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中要有"新作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针对小康建设实践中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推进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要从"四个全面"实践发展的进程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新。"四个全面"是党中央总结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出的科学认识，也需要在新的实践与发展中继续丰富与发展。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随着改革发展的全面深化，影响我们治国理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会更加复杂，新的形势、新的挑战和新的课题也会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研究"四个全面"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四个全面"实践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新，由此增强促进"四个全面"实践发展的系统性、预见性、实效性和创造性。

四丶学习感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新年伊始，“四个全面”战略走向前台，其立足现实、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实践意义和远见卓识将全面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个全面”意义深远，不仅意味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而其重要性在于，它鲜亮地勾绘了民族复兴的深刻逻辑，从而成为畅想中国愿景、登高望远，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切入点和着眼点。

今年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包括政府工作的整体部署，从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双中高”到全面深改和扩大开放，从简政放权到结构优化，从创新创业到社会民生，乃至国防和外交，都将在“四个全面”中得到统一。

　　中国的发展，需要“天人合一”的举国智慧，需要“以和为贵”的包容气象，需要高屋建瓴的全面战略，需要激发经济活力，需要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精神。因此说“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个全面”战略，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指引;也是指明方向、协调步伐、全面科学思维的新要求。今天的中国，需要在“四个全面”战略指引下，从民族复兴大业出发，融汇古今中西、把握时代脉搏，共筑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商学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年10月15日

201404032238

李延胜

【篇3】2022年形势与政策论文双碳

数学科学学院 132班 20132201167 谢巧云

摘要 台湾问题的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随着对台政策的转变，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贸易日益频繁。10年6月29日，中国大陆与台湾20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至此，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合作翻开了全新的篇章，中国大陆、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也随之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促进两岸贸易深化及融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

关键词 台湾问题 两岸经济贸易合作 两岸统一

一、两岸关系史

台湾是中国最大的岛屿。台湾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远望日本；
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
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仅为130公里。台湾面积3.6万平方公里，气候温润，植被茂密，除能源资源较为贫乏，森林资源、生物资源、渔业资源、水力资源等都较为丰富。台湾地理位置独特，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台湾自古以来就与大陆关系密切。最早有《尚书》的《愚贡》篇，有关”岛夷”的记载（岛夷指台湾先住民）：以麻织品为衣服，以贝类为饰物，使用竹器，地产橘柚。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台湾，唐朝以后，东南沿海居民为逃避战乱，逐渐移民澎湖和台湾；
1360年元朝政府在台湾设置巡检司。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1430-1433年到过台湾。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在世界大陆和大洋任意驰骋，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各角落都联系起来。1544年葡萄牙人发现台湾称赞其为美丽岛。到了17世纪，欧洲殖民国家的侵略势力发展到亚洲，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各国船只停泊地和货物中转站。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和西班牙分别在台湾西南部和西北部进行殖民统治。之后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统治台湾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1661年4月，郑成功在清军的追击下，以“大明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000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进军台湾，迫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收复台湾，台湾进入郑氏王朝时期。在此期间大陆上的汉人开始大量移入台湾。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台湾作为一个道隶属于台湾省。中法战争后，台湾在东南沿海的战略地位进一步突出，清政府感到必须加强对台湾的统治。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该台湾省为行省，名刘铭传为台湾巡抚。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即台湾省。

近代以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程度加深，而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日本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日本成为虎视台湾的最大劲敌。在台湾方面，清朝虽然在1683年顺利将台湾纳入清王朝的版图中，但是对台湾却一直疏于管理，对于台湾的管理仅限于已经开发的区域，而对于尚未开发的区域则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民越界开垦，并且不纳入统治范围内，这些未开发的地区后来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日本明治政府自维新自强起，就有很强的对外扩张的欲望，琉球、台湾成为其首选的对外扩张的首选之地。1871年10月，一艘琉球宫古岛民的进贡船在回航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部海岸，船上有66人登岛上岸。但后来他们因闯入牡丹、高士佛两社台湾先住民地，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逃脱的12人则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前往台南城府，然后转往福州乘船归国。此事件称为“牡丹社事件”。日本立即利用“牡丹社”事件采取行动妄图侵略台湾和琉球。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中国，针对宫古岛民遇害事件试探清政府态度。清廷官方表示遇害之宫古岛民皆以接受中国之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件与日本无关。副岛种臣则大争琉球为其属地，又陈述小田县民遇害的详情，并且问清朝为何不承办台番。清朝官员以生番不服王化为理由推搪，又说：“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各国办理。”“化外之民”的说法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和依据。

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随即筹募侵台军队“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5月，日军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下令向台湾进军。日军在琅峤登陆后。分三路向牡丹社发起进攻，于六月初占领牡丹社，中旬进占龟仔角社，并以龟山为中心建立总督府。之后，日军移营龟山长期驻扎，但在热病的侵袭下，日军纷纷病倒，总指挥西乡从道中将要求日本政府早日撤兵。

在日本正侵略台湾初期，清政府并没有给予太大的关注。随着战争的进展，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5月，清政府照会日本外务省，就日军入侵台湾问题提出交涉，并随后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5月11日来台查看，办理台湾海防和各国的外交事务，全权处理此事。6月中旬，沈葆桢带兵渡海巡视台湾。他一方面积极和日军交涉，劝其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添置军械，准备必要时用武力将日本军队赶出台湾。后经双方外交交涉，请政府对日妥协，于10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根据《北京专约》，日本方面要求清朝承认日本出兵是为了“保民义举”，这就等于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地，终止了琉球与清廷的藩属关系。而清朝行使主权的范围包括全台湾，在双方签署条约之后不再有争议。清政府同意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军队花销补偿银40万两。12月，日本军队全部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为入侵台湾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为了证明侵略的”合法性”，日本政府散布说他们攻占的土番地区乃“无主之地”，不在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对此分裂中国的谬论，清廷据理驳通，严正声明：台湾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之内。”牡丹社事件”虽然最终以清政府的妥协而解决，但它又一次证明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这一事实。

日本在牡丹社事件中虽然对入侵台湾失利，却获得清朝政府的赔偿和琉球国，更加有恃无恐，开始侵略清王朝的另一个附属国朝鲜。1984年7月23日，日本军队突袭汉城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李熙，解散朝鲜侵华政府，扶植和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朝鲜政局。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舰和广乙舰，并击沉了清军的运兵船，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路站和海战两个战场。陆战主要是平壤战役，海战主要是黄海战役。平壤战役，清军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因素，但因为其主帅叶志超指挥失误和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以致影响整个战局。平壤战役结束后，中日海军主力集结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域开战。由于中方指挥不当，战斗一开始就失去了统一指挥和联络，各舰陷入独立奋斗的境地。虽然北洋军官浴血奋战，最终以惨败告终。黄海海战后日本侵略辽东半岛又攻下中国旅顺，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随着清军的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港内，战局更是急转直下。日本很快攻下威海卫。1895年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军事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以清廷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终。中日双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清政府进行高额的赔款，同时割让领土，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从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完全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统治长达50年之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国恢复了在台湾的主权，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接收台湾。而在1948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节节败退，最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名党退居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形成了现在两岸分离的局面。

二、建国后中国大陆对台政策

（一）“武力解放台湾时期”

建国前后，毛泽东筹划以武力解放台湾。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计划，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础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之后，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设想，解放台湾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
第二步，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
第三步，发起对台全面作战。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到1979年1月 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大陆与台湾整整历经30年的军事对峙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口号与中国国民党"反攻大陆”口号在两岸对峙与对外宣传过程中也持续了近30年。从宏观上分析，这一时期的两岸关系是以武力对抗为主要形式，以政治宣传与政治斗争为基本特点的"死水期”。

（二）坚持和平统一时期时期

1790年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希望尽快结束目前分裂的局面，团结在一起。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制订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一个中国”是其核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一国两制”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而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得到了成功实践和先行示范,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赏,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两岸政策对经济贸易的影响

自1949年开始至1978年海峡两岸持续了长达30年的政治和军事对峙，两岸间经济贸易往来曾经一度基本中断。直到1979年，在中国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提出两岸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扩大经济贸易交流”海峡两岸长达30年的对峙才开始出现转折，纵观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至今。直到1979年，在中国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提出两岸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扩大经济贸易交流”海峡两岸长达30年的对峙才开始出现转折，纵观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至今，主要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两岸贸易恢复时期(1979年一1987年)

为了落实《告台湾同胞书》发展两岸经贸交流，国家外经贸部于1979年5月颁布了《关于开展对一台湾贸易的暂行规定》，通过优惠措施和相关开放政策积极推动两岸贸易发展，两岸的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5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15.2亿美元，累计贸易总额达到55.6亿美元(见表2)，两岸的贸易关系逐步得到缓和，实现了里程碑式的飞跃。可是由于1979年至1985年台湾当局采取拒斥往来的消极态度对待海峡两岸关系，蒋经国在1979年4月提出了“偏安拒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31，阻碍两岸的经贸恢复，在这一阶段两岸的贸易主要通过第三个地区转口开展两岸民间贸易，并呈现出波动式上升，虽然1979年和1980年的两岸贸易分别同比增长67.4%, 303.9%但是1982年1983年和1986年两岸贸易又分别同比下降39.4%, 10.8%和13.3%(见表2)。总体来说，尽管台湾当局宣布拒绝与大陆往来，但由于大陆单方面对台湾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在利益的驱使下，台湾政府也开始默许非官方经济组织通过港澳开始与祖国大陆进行间接贸易。因此，越来越多的台商开始涉足两岸贸易，两岸的贸易额开始呈现波动式大幅上升。

（二）第二阶段、两岸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7年一1991年)

1987年，在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允许普通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后，许多台湾民众得以用探亲之名赴祖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获得更多的贸易信息32同时随着台湾来大陆的人数越来越多，海峡两岸的经贸活动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1987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以法令的形式给予赴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投资的台商提供了更大的优惠与便利。1989年，台湾“行政院夕’公布了《两岸人民关系暂条例》，正式允许台湾同胞以间接方式赴大陆从事经济贸易活动。这一时期，由于两岸贸易政策的松动，两岸的贸易总额实现飞跃式的增长，从1988年 的27.2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91年的57.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41.7%。

（三）第三阶段、投资带动贸易发展时期(1992年一)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热潮，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了台湾同胞赴大陆投资和贸易的吸引力和热情。同时，祖国大陆对台的经贸政策不断规范化和法制化，1993年《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管理办法》，1994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相继颁布体现了祖国大陆发展两岸经贸的决心，进一步鼓励台商赴大陆的投资，为台胞赴大陆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台湾当局虽然不予追究台商经港澳对大陆的间接贸易，但是在制定法令时仍然不忘用“贸易监测系统”对两岸的经贸加以限制。因此，这时期两岸经贸发展特点是继续在“政冷经热”的环境下以投资带动贸易的发展。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总额从1993年的85.9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29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27.4%自中国加入WTO至今大陆与台湾的进出口额总体上快速增长，但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进出口增长速度稍微有所下降。在两岸进出口贸易中台湾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并且进出口贸易差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09年，虽然处于经济危机的一年，但是两岸贸易额仍高达1062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自台湾的进口额为857亿美元，而出口额为205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额高达652亿美元。大陆仍是台湾的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2010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贸易总额。根据中国与台湾统计年鉴2011年的数据显示，2010年两岸进出口贸易额已达1454亿美元，在两岸贸易中台湾仍旧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并且，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在两岸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对大的比重，两岸的贸易额每年都在快速增长。

四、经济贸易状况对两岸统一有重要作用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经过两岸人民多年来的努力，两岸关系得到较好的发展。两岸民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大大增进了两岸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交流，增强了同胞之情。目前我们仍需努力扩大两岸在更多领域的交流，而在各种交流中，两岸的经济交流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能够带动两岸在市场、资本、劳动力、产业、科技、文化以及教育的互补互利的发展。

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国与国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呼应的效果。经济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对政治关系产生影响，这就是经济的外溢到政治的效果。当然政治关系的发展也会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良性循环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因素，就会是政治问题的以良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黄晓波、唐昊、陈岸涛 《形势与政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张国初 《海峡两岸经贸交往与两岸统一的关系的研究》 《经济界》1998年5期

3、小岛季夫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89年11期

4、郑伟 《国内外学界关于1949_1978年两岸关系的研究综述》 《台湾研究集刊》 2014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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